第三章

進化論想像中的機制

新達爾文主義的模式——我們姑且把它叫成進化論的“主流”——依然爭辯說，生命是經過兩個自然的機制逐步進化的:“自然選擇”和“突變”。該理論的基本主張是：自然選擇和突變是兩個互補的機制。進化變異的起因，是生物基因結構的隨機突變。引起突變的特性，通過自然選擇的體制而選擇，從而使生物逐步得到進化。

當我們進一步探索這個聽起來非常合理的理論時，就會發現實際上根本不存在像進化這樣的事情。根本沒有自然選擇和突變的說法——不同的物種相互地轉變，它們的主張是毫無根據的。

自然選擇

在自然的變遷過程中，“自然選擇”已為達爾文之前的生物學家所熟知；他們將它定義為：“物種不受破壞而保持穩定機制”的一個自然過程。達爾文是第一個提出這一主張的人，即自然選擇的過程具有進化的力量，並且在此基礎上樹起自己的全部理論。他的書名就表明，自然選擇是達爾文理論的基礎：《物種起源：自然選擇的途經》

但是，從達爾文時期起，沒有一個證據顯示，自然選擇引起了生物的逐步進化。英國著名的進化論者、英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的高級古生物學家科林•派特森強調，從來沒有觀察到自然選擇，會有力量引起生物的進化：

“沒有人曾通過自然選擇的機制生產出一個物種；也沒有人曾經接近過這一機制，而新達爾文主義目前的爭論就關乎這個問題。”13

自然選擇的觀點認為，那些更加適合於它們棲息地的自然條件的生物，將會繁衍後代並存活下來，而不適合的生物將會消失。例如鹿群，在其他野生動物的威脅下,那些跑得快的鹿，就自然地存活下來。這是真的。但是，不論這個過程延續多長，它將不可能把那些鹿轉變成另一個生物物種；鹿總是鹿。

當我們看了進化論者證明自然選擇的一些例子後，就會很容易地發現：這一切不過是企圖蒙蔽我們眼睛的把戲。

“工業飛蛾”

1986年，道格拉斯•傅圖馬出版了《進化生物學》一書，該書被當成對進化論最佳解釋的資料之一——通過自然選擇而形成的進化論。就此，他提出了最著名的例子：飛蛾的顏色，在英國工業革命期間變黑了。並非只是在傅圖馬的書中有這樣的故事，關於“黑色革命”的故事，幾乎在所有進化論者的書中都可以找到。故事基於英國唯物論者、生物學家伯納得•凱特維爾（Bernard Kettlewell）在20世紀50年代的一系列試驗。我們可以簡述如下：

根據記載，英國工業革命開始時，曼徹斯特附近樹木的樹皮是淺色的。而棲息於這些樹上的那些黑色飛蛾，很容易被捕食它們的鳥類所發現，所以，飛蛾幾乎沒了存活的機會。50年後，由於工業污染，林地中的青苔枯死，樹皮變黑；可是這一次，棲息在樹上的淺色飛蛾，卻成了鳥類的獵物。結果，淺色的飛蛾逐步減少，而深色的飛蛾開始增加——就因為不易看見。於是，進化論者把飛蛾當作他們理論的重大證據。另一方面，他們躲在窗簾後面聊以自慰，就憑淺色飛蛾何以變成深色飛蛾這樣的變化。這怎能成為進化論學說中“自然選擇”理論的重要證據呢？甚至在這個事實中，根本沒有進化的形式，因為根本沒有新的飛蛾物種的出現。

但顯而易見的是，這種情形決不可能作為進化論的證據；因為，自然選擇不可能生出原前並不存在的一個新的形態。早在英國工業革命出現以前，深色飛蛾就生存在淺色飛蛾當中。只是飛蛾存活的比率，隨著飛蛾總量的不同在變化。飛蛾也沒有獲得可以引起“物種變化”的新的特徵或器官。例如，為了讓一隻蛾變成另一生物物種，鳥的身上就必須增加新的基因，也就是說，必須給鳥輸入完整、單一的遺傳程式，以便包括鳥的物理特性在內的資訊。

簡而言之, 與進化論者所想像的理論相反，自然選擇不可能具有使生物產生新的器官組織，或者從一個物種轉變成另一物種的特性。

從達爾文時代至今, 進化論者所提供的最大“證據”，也只有這個工業革命“黑症”的故事。

自然選擇能夠解釋複雜性嗎？

自然選擇的假想無助於進化論。因為，這種假想永遠不能增加或者改進一個物種的遺傳信息，任何時候也不能把一個物種轉變成另一物種：海星轉成魚，魚轉成青蛙，青蛙轉成鱷魚，或是鱷魚轉成鳥。跳躍的進化學說最強烈的擁護者古爾德，提及自然選擇時面臨這樣的僵局：

“達爾文學說的本質，可以用一個簡單的短語來說明：‘自然選擇是完成進化轉變的創造性力量。’誰都不會否認，自然選擇在淘汰不適者時將扮演負面角色。達爾文的理論也要求‘創建適者’。”16

在自然選擇的問題上，進化論者利用的誤導方法之一，是他們作為有意識的陰謀者，才努力提出這個機制的。但是，自然選擇沒有意識。它沒有區分何為有利、何為有害於生物的意識。但是，自然選擇本身是沒有意識的，也根本沒有能夠決定生物好壞的意志。其結果是，自然選擇不能解釋生物系統和器官所具有的“不簡化的複雜性”的特徵。這些系統和器官，由許多部件的相互合作組成，甚至這些部件的任何一項一旦丟失或有缺陷，它們就將無用。（例如，人的眼睛就不能簡化，除非其全部元件同時存在，否則眼睛將不起任何作用。）

所以，將所有部件組合到一起的意志，應該能夠預估未來，並瞄準在最後階段將得到的好處。由於自然選擇本身沒有意識和意志，從而它不可能做出這樣的事情。達爾文對這個同樣毀壞進化論之基礎的事實，也表示擔憂：“如果能夠論證任何複雜器官的存在，即不可能經過大量、連續、輕微的修正形成複雜的器官，那麽，我的理論將絕對失敗。”17

自然選擇僅僅挑選某一物種內具有損傷、虛弱、不適特徵的個體，它不能產生新的物種、新的遺傳信息或器官。就是說，它不能進化任何物種。達爾文接受這個現實：“自然選擇在不發生有利變異時，將不起任何作用。”18 這就是為什麽新達爾文學說，在自然選擇理論之後，又被迫提出接近自然選擇的“有利變異因素”的突變之概念的原因。然而，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，突變只能是“有害變異的因素”。

突 變

突變被定義為：發生在DNA分子裏的破裂或替換；DNA分子存在于有生物的細胞核中，它保存所有的遺傳信息。這些破裂和替換是外部作用的結果，如輻射或化學反應。每一突變是一次要麽破壞組成DNA的核苷，要麽改變其位置的“意外事故”。多數時間，突變造成的破壞與改變，大得使細胞不能再修復它們。

進化論學家一再隱瞞的突變，決不是一根把生物轉變得更為先進、更為完美的魔杖。突變的直接作用是有害的。突變作用下的變化，看起來只能像人們在廣島、長崎和切爾諾貝利的遭遇：死亡、殘疾和畸形……。

這個原因非常簡單：DNA是一個具有複雜結構的分子，而隨機效應只能破壞這個結構。美國遺傳學家B.G.苒甘納森（B.G..Ranganathan）說：

“第一，自然界中真正的突變是罕見的；第二，大多數突變是有害的，因為它們是隨意的，而不是基因序列結構的改變；高度序列中的隨意變更，使事情更糟糕，而非更好。例如，地震會震撼建築物有序的結構，建築框架會隨意改變，但這並非改進。”19

好不足奇的是，迄今為止，人們還沒有觀察到突變的實例。全部突變已被證明是有害的。為調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使用過的核武器可能引起的突變，而成立的“原子輻射的遺傳效應委員會”所準備的調查報告中談到了突變。進化論者沃倫•威衛就此評論道：

“很多人得知突變了的基因有害的說法後，都會感到迷惑。因為突變是進化過程的必要部分。向更高級形式的生命進化時，怎樣才能產生好的效果——從實際上導致傷害的突變中？”20

為證明“有利變異”而付出的每一次努力都失敗了。數十年來，進化論者利用果蠅進行了很多實驗；因為這些昆蟲繁殖迅速，所以，突變也能迅速顯露。在這些果蠅一代一代的突變過程中，依然沒有發現有利變異。進化論者、遺傳學家戈登•泰勒這樣寫道：

“這是個頗具戲劇性，但又不能回避的事實：50多年來，在全世界範圍內，對繁殖出來的蠅類所作的數千次試驗表明，從未出現一種獨特的新的物種，甚至連一種新的酶都沒有出現。”21

另一個研究者，邁克爾•彼特曼(Michael Pitman)對果蠅實驗的失敗，作了如此評論：

“摩爾根、金氏密茲、穆勒及別的遺傳學家，依靠化學和輻射的方式，使一代代的果蠅置身于熱、冷、亮、黑的極端條件下。所有形式的突變，其實是細小或肯定有害的突變業已產生。是人為的進化嗎？可惜不是：遺傳學家所繁殖的怪物，很少能在飼養的瓶子之外存活。實際上，經突變繁殖的果蠅，面臨的不外乎是死亡或不育，或是回歸到野生果蠅中去。”22

左圖：正常的果蠅

人類的情況與此相同。在人類身上發現的全部突變都是有害的。在這一問題上，進化論者拋出了一種煙幕，甚至企圖把這種有害的變異作為“進化的證據”。在醫學書中列舉的“突變例子”說明，發生在人身上的所有變異，均導致體格缺陷、先天愚型、特瓦綜合症、白化病、侏儒症或癌症等。在進化論者的課本中，把這些突變當成“進化機制奏效”的例子。無疑，使人殘疾或得病的過程，不可能是“一種進化機制”——進化論者聲稱要創造的適合生存的較好形式。

概括而言，不能支持進化論者所聲稱的突變的三個主要原因是：

1、突變的直接作用是有害的：因為它們是隨意發生的，所以它們幾乎總是損壞經歷突變的生物體。理智告訴我們，任何一種完美、複雜的結構，在無意識的干預下不可能改進，相反，只會削弱它。的確，還沒有發現“有利變異”。

2、突變沒有給生物體的DNA添加新的資訊：組成遺傳信息的粒子從原位置分裂出來後，要麽損壞，要麽移到DNA的其他位置。突變不能使生命體獲得新的器官或特性；它們只能引起畸變，如在背上長出一條腿，或從腹部生出一隻耳朵。

3、為了把突變轉移給後代，它必須在生物體的再生細胞裏進行：身體的任一細胞或器官所發生的變異，都不能傳給下一代。例如，人的眼睛因輻射或其他原因所造成的變化，將不會傳給後代。

簡而言之，生物的逐步進化是不可能的；因為，自然界中不存在引起它們逐步進化的機制。同時，地質記錄證明，這個不實際的假想是根本站不住腳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