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三章

進化論的主張與事實

在前面的章節裏，我們依據化石記錄和分子生物學所提供的證據，分析了進化論的無效性。在本章中，我們將闡述進化論者作為理論根據的一些生物學現象和概念。這些話題尤為重要，因為它們顯示：並沒有支持進化論的任何科學發現，而且把進化論者的曲解與蒙蔽公佈於眾。

變異與物種

“變異”是遺傳學的專有名詞，涉及遺傳方面的事件；它引起某一物種的個體或群體具有互不相同的特徵。例如，地球上所有的人類，基本上擁有相同的遺傳信息，但有些人則有所不同，如斜眼、紅發、長鼻，或者有人體形矮小。這取決於遺傳信息潛在的變異。

進化論者把一個物種內部的變異，當作其理論的依據。然而，變異並不構成進化論的依據；因為，變異只是已經存在的遺傳信息，不同結合的結果，它們沒有給遺傳信息添加任何新的特性。可是，對進化論至關重要的問題是，嶄新的資訊如何造出嶄新的物種。

變異總在遺傳信息的限度內發生。遺傳學把這個限度稱為“基因池”。一個物種在基因庫中的所有特性，由於變異而出現各種各樣的方式。例如，作為變異的結果，在某些爬行動物中，相對地出現較長的尾巴或較短的腿子；因為長腿和短腿的資訊，在這些動物的基因庫中同時存在。但是，變異不會通過給爬行動物增加翅膀或羽毛，或者改變其新陳代謝的方式，使它們轉變成鳥類。這樣的變化，需要增加生物的遺傳信息；這種情形在變異中絕不可能存在。

達爾文在闡述他的理論時，並未意識到這個事實。他認為變異毫無限度。1844年，他在一篇文章中寫到：“大多數作者都假定，自然界的變異的確存在限度，雖然我無法揭示作為這個信念基礎的哪怕一個事實。”151在《物種起源》一書中，他把不同的變異例子，作為其理論的最大證據。例如，根據達爾文的觀點，為了獲得新品種的高產奶牛，動物飼養者讓奶牛與不同的種牛交配，最終把牛轉變成另一不同的生物。《物種起源》一書中的幾句話，最能說明達爾文“無限變異”的觀念：

“我能夠看得出，熊類通過自然選擇，獲得更多適應于水中生存的習性，形成愈來愈大的嘴巴，直到成為鯨魚那樣大的動物。”152

達爾文引用如此牽強的例子，是因為那個時代的人們，對科學原始的理解程度。那以後，20世紀的科學，基於生物實驗而提出了“遺傳穩定性”(遺傳的動態平衡)的原理。該原理認為，通過配種試圖產生新的變異，並不是決定性的手段，而不同生物之間有著不可逾越的屏障。這意味著動物飼養員，絕不可能通過不同動物之間的交配，把牛轉變成像達爾文假定的另一不同的物種。

駁斥進化論的諾曼•麥克佩斯在他的《重審達爾文》一書中寫到：

“問題的核心在於，生物是否確實毫無限度地改變形態……。物種是穩定的。我們已聽到了飼養員們的失望；他們沒能推進將動植物回歸到它們起點的工作。儘管經過兩三個世紀的不斷努力，但他們從來沒有生產出蘭玫瑰或黑鬱金香。”153

盧瑟•波班克是最有名的動物飼養專家，他針對這方面的事實說：“可能的發育存在著限度，並且這些限度遵循規律。”154 丹麥科學家W.L.詹森就此評論說：

“達爾文和華萊士強調的變異，不可能有選擇地推到某一點上，即這樣的可變性並不包括模糊起點中的秘密。”155

抗生素的抵抗力和DDT的免疫性不是進化論的證據

進化論者當作證據，努力拿出來的一個生物概念，是細菌對抗生素的抵抗力。幾乎所有的進化論資料顯示，他們把這種抗生素的抵抗性作為“生物通過有利突變而發育的例子”。類似的主張同樣，應用於昆蟲殺蟲劑的免疫性機制，如DDT（二氯二苯三氯乙）。

然而，進化論者在這個問題上同樣錯了。

抗生素是從微生物中產生的、抗擊其他微生物的“分子殺手”。最早的抗生素是青黴素（盤尼西林），由亞歷山大•弗雷明（fleming）於1928發現。弗雷明認識到，黴菌中產生可以殺滅葡萄狀球菌的分子，而這一發現是醫學界的一個轉捩點。抗生素來自抗細菌的微生物，其結果是成功的。

不久，發現了一些新東西。細菌隨時間的過去，形成了對抗生素的抵抗力。該機制是這樣運作的：大量的細菌造成抗生素的死亡，而另一些不受抗生素影響的細菌，快速繁殖並組成了整個細菌隊伍。這樣，所有的細菌對抗生素產生抵抗。 進化論者試圖把這種現象看成“細菌適應環境的進化”。

但是，真理遠遠不同於這種膚淺的解釋。在這方面做過詳細研究的以色列生物物理學家、因1997年出版《並非偶然》一書而聞名的李•斯普特納（Lee Spetner），主張細菌的抵抗性來自兩種不同的機制，但沒有一種會成為進化論的證據。這兩種機制是：

1， 轉變抵抗力的基因已經在細菌中存在；

2， 細菌形成對抗生素的抵抗，是由於突變而失去其基因資料的結果。

斯普特納教授在2001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，解釋了第一種機制：

“一些微生物具有抵抗這些抗生素的基因。這種抵抗以退化抗生素分子或將之逐出細胞的形式實現……。具備這些基因的機制，會把它們轉移給其他細菌，使之也產生抵抗力。雖然抵抗機制對某種抗生素有效，但大多數病原體細菌，已成功地積累幾組基因，由它們對不同的抗生素產生抵抗力。”156

於是，斯普特納進一步說，這不是“進化的證據”：

“以這樣的方式，產生對抗生素的抵抗力……不是用來說明進化論突變之說的原型。可能注解該理論的遺傳性變化，不必只是給細菌的基因組增加資訊，而必須給biocosm增加新資訊。基因水平式的轉變，僅僅分散一些生物中已存在的基因。”157

所以，我們在此不能談論進化論，因為沒有產生新的遺傳信息：已存在的遺傳信息只在細菌間轉化。

由突變產生的第二種機制，也不是進化的例子。斯普特那寫道：

“……有時候，微生物通過單一核苷的取代作用，獲得對抗生素的抵抗力……。鏈黴素由賽裏曼•沃克茨曼（Selman Waksman）和阿爾伯特•斯凱茨（Albert Schatz）發現，並於1944年首次報告；它是細菌用這種方式獲得抵抗力的一種抗生素。可是，儘管他們經歷的突變，對鏈黴素面前的微生物有益，可它不能當作新達爾文理論(NDT)的那種突變所需要的原型。抵抗鏈黴素的那種突變，在核糖體中是明顯的，並使對抗抗生素分子的分子退化。這種在微生物核糖體表面上的變化，妨礙鏈黴素分子的抗生素作用。這一退化是鏈黴素作用的損失，因此，也是資訊的損失。關鍵在於，不論有多少抵抗力，進化不可能從這種突變中獲得。進化不能建立在僅僅積累使原有特性退化的突變上。”158

概括而言，與細菌核糖體接觸的突變，使細菌抵抗鏈黴素。其原因是突變“分解”了核糖體。也就是說，細菌中沒有增加新的遺傳信息。相反，核糖體的結構被分解了，即細菌“殘廢”了。（還有，研究發現，變異細菌的核糖體的作用，不如正常細菌的作用。）由於這種“無能”妨礙使之附著於核糖體的抗生素上，所以“抗生素抵抗力”發育出來了。

最後，並沒有出現“發育遺傳信息”突變的例子。

同樣，昆蟲對DDT及類似殺蟲劑的免藥力也確有其事。大多數例子說明，已經存在的免疫基因都被利用了。進化論生物學家弗蘭西斯克•阿亞拉承認這個事實：“遺傳的量變對大多數殺蟲劑有抵抗力；這在現有的每一種人造混合物中明顯地暴露了。”159 突變解釋的其他例子，就像上面提到的核糖體的突變，是導致昆蟲“遺傳信息不足”的現象。

在這種情況下，誰都不能聲稱，細菌和昆蟲的免疫機制，是構成進化理論的證據。那是因為，進化論主張生物通過突變而發育。但是，斯普特納解釋說，抗生素的抵抗力和別的生物現象，都沒有顯示過如此突變的例子：

“從未有人觀察到需要種外進化（大進化）的突變。表現新達爾文理論需要的那種隨意的突變，就在分子階段一無所獲地完蛋了。我的問題是：用來支撐這種理論的突變，還需要支援嗎？回答只能是‘不！’”160

退化器官的謬論

很久以來，“退化器官”的概念作為進化的“證據”頻繁出現在進化論文獻中。當證明該概念無效後，它終於悄然擱置起來了。但是，一些進化論者仍然相信它，並且有人不時努力把它作為進化論重要的證據。

“退化器官”的觀念，最早在一個世紀以前提出。像進化論宣稱的那樣，某些生物的體內存在一些非功能性的器官，是從祖先那裏繼承的、不被使用而逐漸退化了的器官。這個假定很不科學，缺乏必要的知識。這些“非功能性器官”，實際上是“功能還沒有被發現”的器官。

最能說明這種提法的，是進化論者所列舉的長長的“退化器官表”。進化論者S.R.斯卡丁（Scadding）在《進化理論》（Evolutionary Theory）雜誌發表“退化器官能構成進化論的證據嗎？”一文，談到了這個事實：

“既然不可能含糊地鑒別無用的器官，用來爭論的器官沒有科學依據，那我斷定：‘退化器官’給進化論提不出任何特別的證據。”161

德國解剖學家威德希姆（R.Wiedersheim）1895年列出的退化器官清單，包括闌尾、尾骨等大約100個的器官。隨著科學的發展，人們發現威德希姆列表中的所有器官，其實在人體內有非常重要的作用。例如，被當成“退化器官”的闌尾，實際上是與人體內的感染作鬥爭的淋巴器官。1997年，這個事實清楚了：“身體的其他器官與組織：胸腺、肝、脾臟、闌尾、骨髓，以及一些小的淋巴組織，如喉內的扁桃體和小腸中的皮爾補丁（Peyer's patch）等，也是淋巴系統的部分。它們同樣幫助身體與病菌作戰。”162

列入“退化器官”中的扁桃腺，在保護喉嚨抗感染方面，扮演著重要角色，尤其在人的青春期；位於脊椎骨末端的尾骨，起著支撐盆骨和收縮肌肉的作用；因此，沒有尾骨就不可能坐得舒服。在隨後的幾年中，人們認識到，胸腺借助T細胞啟動人體內的免疫系統；松果腺負責一些重要激素的分泌；甲狀腺作用于嬰兒和孩子的穩定成長；腦垂體控制許多激素腺的正確運作。而所有這些器官曾被當作“退化器官”。後來，達爾文看成“退化器官”的眼睛中的淚器，實際上負責清潔和潤滑眼球。

進化論者關於退化器官的斷言，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邏輯錯誤。正如我們剛才解釋的那樣，進化論者聲稱生物的退化器官，是從它們的祖先那裏繼承的。然而，一些所謂“退化了的”器官，並沒有在稱為人類祖先的生物中發現過！例如，闌尾在被認為是“人類祖先”的猿類中並不存在。挑戰“退化器官”理論的著名生物學家H.伊諾克，論述了這個邏輯錯誤：

“猿擁有闌尾；由於沒有直接的親緣關係，較為低級的猿卻沒有闌尾；袋鼠也有闌尾。進化論怎能解釋這些現象呢？”163

進化論者匆匆提出的退化器官的假想，存在許多邏輯缺陷，並犯了科學上的錯誤。人體根本不存在所謂從祖先那裏繼承的任何退化器官；因為，人類並非從其他生物偶然地進化而來，而是以現有、完整、俊美形式的創造。

“異體同形”的神話

在生物學中，把不同物種之間結構上的相像叫作“異體同形”。進化論者試圖將那些相像作為進化論的證據。

達爾文認為器官(同族體)相像的動物，互相有進化的關係，而這些器官一定是從一個共同祖先那裏繼承的。按照他們的假定，鴿子和鷹都有翅膀，這樣，它們和全部有翅膀的其他鳥類，是從一個共同的祖先進化而來的。

異體同形是毫無依據的騙人的論點，它只是憑外觀形體上的相像而提出的假設。自達爾文時代起，至今沒有任何具體的發現，來證實這個論點。任何地方也沒有發現這一想像中的“異體同形”之共同祖先的化石。而且，下列論點清楚表明，同族體並沒有提供發生進化的證據：

1，人們發現同族體的器官屬於不同的動物物種，進化論者在它們當中，沒能建立任何一種進化關係；

2，某些具有同族體器官之生物的遺傳密碼，完全互不相同；

3，不同生物同族體器官的胚胎發育階段完全不同。

現在我們對這些要點逐一加以分析。

完全不同生物的相像器官

在進化論者無法建立任何進化關係的不同物種間，共用不少相似的（同源性）器官。翅膀就是其中的一個例子。除了鳥類，作為哺乳動物的蝙蝠也有翅膀，並且昆蟲甚至一些滅絕的恐龍也有翅膀。進化論者無法在這四種不同種類的動物中，建立任何進化關係或親緣關係。

另一個明顯的例子，是不同生物的眼睛驚人的相似和結構上的類似。例如，章魚和人是兩種無法建立任何進化關係的不同生物，而兩者的眼睛在結構與功能上卻極為相似。就算他們的眼睛很相似，進化論者也不能聲稱人和章魚具有共同祖先。這些以及許多別的例子證實，進化論者所謂“同源性器官證明生物從一個共同祖先進化而來”的主張並無科學依據。

實際上，同源性器官使進化論者相當尷尬。著名進化論者弗蘭克•索利斯伯裏（Frank Salisbury）在談到不同物種具有非常相似的眼睛時說：

“像眼睛一樣複雜的器官，在其他群體中出現過，如魷魚、脊椎動物和節肢動物。把這些生物的起源解釋上一次，事情就夠糟糕的了；但根據現代合成理論（新達爾文學）的觀點，把它們想上幾次，則使我一頭霧水。”164

儘管許多生物的形體極為相似，但這並不支援它們之間有進化關係的主張。兩種大型哺乳動物，如胎生動物和有袋動物就是例子。進化論者承認，這兩種哺乳動物一開始就彼此分開，並完全獨立地發育。然而，在這兩類生物中，形體非常相似的大量動物，據說已徹底滅絕了。美國生物學家丁•肯揚和潑斯沃爾•大衛斯（Dean Kenyon and Percival Davis）評論道：

“根據達爾文理論，狼、貓、松鼠、地豬、食蟻動物、鼴鼠和老鼠需要進化兩次：第一次進化成胎生動物，第二次完全獨立地進化成有袋動物。這等於隨意、不受指導的突變和自然選擇的驚人主張：在廣為分散的生物體中，偶然地找到同樣的特徵。”165

像這些極其接近和類似的器官顯示，從共同祖先進化的理論並沒有證據；進化論生物學家不能把“同源體”作為其理論的例子。

異體同形在遺傳與胚胎學上的僵局

為了認真對待進化論者“異體同形”的主張，不同生物的類似（同源性）器官，應該用類似的DNA密碼編碼。但是，事情並非如此。在多數情況下，遺傳密碼是完全不同的。而且，不同生物在DNA中相似的遺傳密碼，常常與不同的器官相聯。

澳大利亞生物化學教授邁克爾•登頓在其《進化論：危機中的理論》（Evolution：A Theory in Crisis）一書中，描述了進化論者對異體同形，在遺傳學上的解釋所面臨的尷尬：“異體同形結構常常列入非同源體遺傳系統中，而同源體的概念很少擴大到胚胎學的範圍中。”166

這方面的著名例子，是幾乎在進化論所有教科書中引用的四足動物的“五位元數骨骼結構”。四足動物即生活在陸地上的脊椎動物，在前後爪子上的指關節都是五位數。儘管它們並不像我們知道的那樣，但由於它們的骨頭而被認為長有五指。青蛙、蜥蜴、松鼠或猴子的前後爪也是那樣。鳥類和蝙蝠的骨骼也有這種基本的結構。

進化論者關於所有生物來自一個共同祖先的主張，其長期引用的證據就是“五指”。這一主張是20世紀的生物學，把它作為進化論有力證據的基本源泉。但20世紀80年代的遺傳學發現，駁倒了進化論的這一主張。人們認識到，不同生物的“五指”，是由不同的基因控制的。進化論生物學家威廉姆•菲克斯，用這樣的方式描述了這一理論的破滅：

“進化論老式的教科書，大量利用了同源體進化的概念，即不同動物間肢體骨骼上的明顯類似。這樣，人身上的‘五指’型肢體、鳥的翅膀、鯨的鰭狀肢，都預示著它們共同的起源。如果這些形式多樣的結構，是由同樣的基因、由突變時而不同，並以自然選擇的形式遺傳的，那麽，該理論就有意義了。不幸的是，情況並非如此。人們現在知道，同源體器官完全是在不同生物中的基因產生的。從同一祖先傳承類似基因的同源體概念已經破產了……”167

還有一點，為了慎重地看待進化論的同源性，在相似結構的胚胎發育階段，即在卵階段或母體子宮內的發育時期，需要類似的發育；雖然在現實中，每一種生物在類似的胚胎階段彼此很不一樣。

結論：我們可以說，遺傳與胚胎方面的研究已證明，達爾文作為“生物從同一祖先進化的證據”的同源性概念，絕對不是證據。科學在這方面，一再證明了達爾文論題的錯誤。

分子同源性主張的無效性

進化論者把同源體作為進化的證據，不僅在形態學上無效，而且在分子上也是無效的。進化論者說，不同生物的DNA密碼或蛋白質結構是相似的，而這種相似是這些生物來自共同祖先或彼此進化的證據。

但真相在於，分子比較的結果對進化論根本無用。在看上去很相似的生物中，它們的分子有巨大的差異。例如，對呼吸至關重要的細胞色素C，在同類生物中具有難以置信的差異。根據這方面的研究結果，兩種不同爬蟲間的差異，要比鳥跟魚或魚跟哺乳動物的大。168 另一研究顯示，同一鳥類分子間的差異，比這類鳥與哺乳動物的還要大。人們還發現，看上去相似的細菌，在分子中的差異，要比哺乳動物、兩棲動物或昆蟲的大。在血色素、肌球素、激素和基因中也作了這樣的比較。169

考慮到類似發現，邁克爾•鄧肯評論道：

“在分子水平上的每一生物種類是獨特、孤立的，並且與任何媒介沒有關聯。因此，像化石一樣，分子沒有給長期尋找難懂的中間形式的進化論生物學家以證據……。在分子水平上，任何生物體沒有可以比作‘祖先’、‘原始’或‘高級’的親緣關係……。無疑，如果這些分子證據在一個世紀以前存在的話……器官進化的觀念也許根本不會存在。”170

20世紀90年代，對生物基因密碼的研究，加劇了進化論這方面進退維谷的尷尬。在實驗中，取代早些時候局限於對蛋白質序列的比較，而用“核糖體RNA”（rRNA）序列來比較了。從這些發現中，進化論科學家豎起了一棵“進化樹”。然而，這個結果使進化論者感到失望。根據法國生物學家赫維•菲力浦和帕垂克•福特拉（Hervé Philippe and Patrick Forterre）1999年寫的文章，“隨著越來越多的序列比較，大多數蛋白pyhlogenies彼此抵觸，rRNA樹也一樣。”171

除rRNA的比較外，生物基因中的DNA也得以比較。但是，結果與進化論者所預料的“生命樹”恰恰相反。1999年，分子生物學家詹姆士•萊克、拉維•傑因、馬萊亞•李沃拉在一篇文章中詳細描述：

“科學家對不同生物體的各種基因的分析發現，它們之間的關係與進化論的生命樹相衝突——僅僅源自對rRNA的分析。”172

組成蛋白質的比較和組成rRNA或基因的比較，都不是證實進化理論的前提。伊利諾斯大學有名的生物學家卡爾•沃塞承認，在分子發現的面前，生物的“發展史”概念失去了意義：

“從眾多已產生的個體蛋白的發育中，沒有出現生物體相容的發育歷史。動植物的不適應性，在普通樹上隨處可見，從根部到主幹，以及組成自身初級分組的各種（基）當中。”173

分子比較的結果，不是對進化論的贊同而是反對。1999年，《科學》雜誌上發表“到根除生命樹的時候了嗎？”一文，也承認這個事實。作者伊莉莎白•潘妮斯說，進化論生物學家對基因的分析與比較，本來想豎立“生命之樹”，但結果正好相反；並說“新資料正毀壞進化論的畫卷”：

“一年前，觀察從眾多微生物中重新排列的基因組的生物學家認為，這些資料可能支援生命早期的歷史。但是，他們對看到的一切卻迷惑了。當時對基因組的比較，不僅沒有澄清生命的主要元件進化的過程，而且對此大惑不解。現在，看著手裏掌握的另外八種微生物的序列，情況更加迷茫了……。許多進化論生物學家原以為，他們能夠大致看到生命開始的三個王國……當完整的DNA序列，打開與別的基因比較的道路時，研究者們卻期望，只是簡單地給這棵樹增加細節。但‘沒有什麽比真理更遙遠’，馬里蘭的‘基因組研究所’的負責人克雷爾•弗拉賽說。與研究者的初衷相反，比較產生了生命之樹的許多版本；它們不同於rRNA樹，而且互相衝突……。”174

概括而言，隨著生物學的發展，同源體概念失去了存在的土壤。由蛋白質、rRNA和基因組成的比較顯示，按照進化論的說法，那些近親的生物其實一一滅絕了。1996年的一次研究，使用了88種蛋白質序列，把兔子歸在靈長目而非嚙齒目動物中；1998年，分析了放在脊索動物海膽中的19種動物的13種基因；1998年基於12種蛋白質的另一次研究：使牛比馬更接近鯨。2000年，分子生物學家喬納森•維爾斯概括了這一情形：

“樹之間基於不同分子的矛盾，對這種怪誕之樹所作的分子分析，已使分子的發展歷史陷入危機。”175

胚胎重演的神話

以前常說的“重述理論”早就從科學文獻中清除了，但仍有一些進化論的出版物，把它作為科學事實提出來。“重演”一詞是由進化論學生物學家厄恩斯特•赫克爾（Ernst Haeckel），在19世紀末提出的，是“個體發生學重演族系發展史”理論的概括形式。

這個理論假定，活胚胎再次經歷了其假冒祖先經歷的進化過程。赫克爾把在母體子宮裏的發育理論化了：人的胚胎首先顯示魚的特徵，然後是爬行動物的特徵，最後才是人的特徵。

據證實，這個理論完全是偽造的。人們現在知道，假定在人類胚胎早期出現的“鰓”，實際上是人的中耳導管、甲狀旁腺和胸腺的初級階段。 比作“卵黃囊”的胚胎部分，是為嬰兒生產血液的育兒袋。赫克爾和他的追隨者鑒定為“尾巴”那個部分，實際上是脊椎骨；它之所以像尾巴，只是因為它在腿子之前成型了。

在科學界，這是普遍公認的事實，甚至進化論者也接受這個事實。新達爾文主義的創始人之一喬治•蓋洛德•辛普森寫到：“赫克爾說錯了進化原理。現在可以肯定地確立，個體發生學並不重複族系發展史。”176

我們在《美國科學家》雜誌上讀到一篇文章：

“的確，生物起源的法則已經完全滅亡了，最終從20世紀50年代的生物教科書中除去了。作為一個受到質疑的嚴肅的理論話題，它在20年代就熄滅了……。”177

“重演”的另一有趣之處是，厄恩斯特•赫克爾為了支持自己提出的“重演理論”，成了偽造自己圖畫的高手。赫克爾的偽造企圖說明，魚和人的胚胎互為相似。當他露出馬腳後，唯一的答辯就是其他進化論者，已經承認犯過類似的錯誤：

“對‘偽造’做出折衷的供認之後，如果看不到與我並肩工作的、數百位囚徒同事的安慰，我應該考慮自己受到譴責與消滅；那些同事中，有許多最值得信賴的觀察者和值得尊重的生物學家。他們出版的最好的生物學教科書裏，其中的大多數圖表、論文和雜誌，將受到與我的‘贗品’一樣的指控；因為，它們都是不準確的知識，或多或少地被篡改、公式化及編造了。”178

的確，有“數百位最值得信賴的觀察者和最值得尊重的生物學家”在搞研究；其中充滿帶著偏見的結論、曲解甚至編造。因為，他們總是習慣于維護進化理論，雖然沒有任何科學證據來支持這個理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