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章

進化論簡史

進化論者的思想根源，與古代試圖否認創造事實的獨斷的信條一樣久遠。大多數古希臘的無神論哲學家都為進化論做辯護。當我們回顧哲學史時，就會發現進化論的觀點，是由很多無神論哲學的脊骨組成的。

然而，在現代科學的誕生和發展過程中，並非古代的無神論哲學在起推進作用，而是對真主的信仰起著推進作用。在現代科學的開拓者中，大多數人都相信真主的存在；他們進行科學研究時，把發現真主所創造的宇宙，認知真主的法規，觀察創造過程中的每個細節作為目的。例如，天文學家萊昂納多•達芬奇、哥白尼、開普勒和伽利略，古生物學之父古偉爾、動植物學的先驅林尼厄斯，以及被稱為"最偉大的科學家"的伊薩克•牛頓等，他們在研究科學時都相信：真主不僅存在，而且整個宇宙的產生是真主創造的結果。6 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天才阿爾伯特•愛因斯坦，是相信真主的虔誠的科學家，並且如此誠懇地說道："我無法想像一位真正的科學家會沒有深刻的信仰。這種情形可以這樣來表達：沒有宗教信仰的科學是瘸子。"7

現代物理學的創始人之一、德國的物理學家麥克思•普朗克說道："任何以嚴肅的態度從事科學工作的人，必須認識到，進入科學殿堂的門上寫著：你必須有信仰，這是科學家不可或缺的一種品質。"8

進化論是古老的唯物論哲學的再度復蘇，並在19世紀廣泛地得到傳播，是唯物主義哲學的產物。正如我們前面所指出的，唯物主義只是通過物質因素來解釋自然的。由於它一開始就否認創造的存在，所以就斷言每一件事物，不管是有生命的還是無生命的，都不是創造而來的，而是偶然形成的，然後獲得一種有序的狀態。然而，人類的智力結構足以理解該秩序的存在——當他們看到那種秩序的時候。與人類的基本智慧相反的唯物主義哲學，卻在第19世紀中葉提出了"進化論學說"。

達爾文的想像

提出進化論的是一個業餘的英國自然學家，即查理斯•羅伯特•達爾文。至今仍有人在維護他的理論。達爾文從未在生物學方面接受過正規教育。他只是個對自然和生物現象感興趣的業餘愛好者。這種興趣激勵他自願乘坐"貝格爾號"（小獵犬號）的英國皇家軍艦，參加了航游世界的遠征。

1832年，他們從英國出發，在世界不同的地區旅行了五年。特別在經過加拉帕哥斯群島時，各種各樣的生物物種，給年輕的達爾文留下很深的印象，尤其是一些特殊的雀鳥。他認為那些不同雀鳥嘴部的變異，是由於為了適應不同的棲息地而引起變化的。正是這種想法促使他想像：生命與物種的起源，來自於"對環境的適應"。根據達爾文的假設，不同的生物物種並不是真主造化的，而是來自一個共同的祖先，並且為了適應自然環境，結果彼此才產生差異的。

查理斯•達爾文

達爾文的假說並沒有經過任何科學發現或試驗的檢驗，而是在當時一些知名的唯物主義生物學家們的支援和慫恿下，他及時把它變成了一種自命不凡的理論。根據這個理論，生物的個體先是以最好的生存方式，適應自己的棲息環境，然後再把它們的特性傳承給後代；這些有利的特性逐步累計起來，並把個體轉變成完全不同于它們祖先的新物種。（這些"有利特性"的起源在當時是不得而知的。）按照達爾文的想法，人類是最適應這種體制的產物。達爾文把這個過程稱為"由自然選擇引起的進化"。他認為自己已經找到了"物種起源"：一個物種的起源來自另一個物種。於是，他在1859年出版的《物種起源》一書中，對這種假想做了"破譯"。

當時，達爾文清楚地意識到，他的理論會面對許多不能解答的問題。他在該書"學說的難點"一章裏公開承認這一問題。這些"難點"主要是化石記錄，無法用"偶然形成"來解釋的生命體的複雜器官（例如眼睛），以及生物的本能等問題。達爾文希望這些難點能通過新發現來解決；可是，這並未阻止他進一步提出許多毫無根據的解釋。

美國物理學家利普森，對達爾文所提出的"難點"作出以下解釋：

"初讀《物種起源》，我發現達爾文遠沒有像描述的理論那樣，對自己具有信心；例如'學說的難點'一章，其中就顯示了相當多的自疑。作為一個物理學家，我對他關於眼睛是如何產生的解釋尤其疑惑不解。"9

達爾文原以為這個理論上的難點，會在科學的發展過程中得到解決；然而，事實上科學更進一步地證實了他的錯誤。

達爾文發展他的理論時，受到了他之前的很多進化論生物學家的影響，特別是法國生物學家拉馬克。根據拉馬克的觀點，生物把他們在生存期間獲得的特性，通過代代相傳、逐步形成了進化。例如，長頸鹿是類似於羚羊的一種動物，為了能吃到高處樹枝上的樹葉，經長期的"努力"，逐步延長了脖子，從而進化成了現在的長頸鹿。達爾文也是利用拉馬克提出的"傳承習慣秉性"的論點，來解釋生物進化的。

然而，達爾文和拉馬克都犯了同樣的錯誤；因為在他們那個時代，對生命的研究仍處在技術原始和水平幼稚的階段。在當時的科學領域中，例如，遺傳學和生物化學的名稱都不存在。因此，他們的理論必須完全依賴於自己的想像力。

當達爾文的書產生一定反響時，一位名叫格雷戈爾•孟德爾的奧地利植物學家，與1865年發現了遺傳的規律。在19世紀末，孟德爾的發現依然鮮為人知，直到20世紀初，他的發現才成為科學界的重大成果。這就是遺傳學科學的誕生。

達爾文的種族主義

達爾文最重要但鮮為人知的特點，就是他的種族主義：達爾文認為，歐洲的白人要比其他人種更"高級"。當達爾文推測人類從猿類動物進化而來時，一些人種比其他人種發展得更快，而後者仍保留了猿的特徵。《物種起源》出版後，他寫的《人的來由》一書狂妄地評論了"不同人種間截然的差異。"1 達爾文在書中認為，黑人和澳洲的土著等同於大猩猩，然後他們將被"文明的種族"及時地"弄死"。他說：

也許在不久的數百年裏，文明的人種將消滅、取代世上野蠻的族人。同時，人猿……無疑地將滅絕。這樣，人類與其最親近的同類之間的差距將加大；如我們所希望的，那時，高加索人、與猩猩一樣低等的猿，將取代目前介於黑人或澳洲土著及大猩猩之間的種類。2

達爾文的這種荒謬想法不僅為社會學所接受，而且還成了"社會達爾文主義"的理念。

社會達爾文主義主張，現有的人種處於"進化階梯"的不同檔次上，歐洲的人種是最"高級"的人種，而許多其他人種仍然具有"猿"的特徵。

1， 本傑明•法林頓（Benjamin Farrington）：《達爾文真要說的話》第54-56頁，倫敦，"半球圖書"，1971年；
2，查理斯•達爾文：《人的來由》（第二版）第178頁，紐約，A.L.Burt.Co，1874年。

那以後，基因和染色體的結構也先後被發現。20世紀50年代，遺傳學資訊中的DNA分子結構的發現，使進化論陷入了巨大的危機之中。因為，生命具有難以置信的複雜性，這使達爾文提出的進化論變得無效了。

這些發展表明，達爾文的理論早該拋入歷史的垃圾坑中。但是，事情並非如此。某些圈子裏的人們，依然站在科學的講壇上，堅持對進化論進行修補、更新，並且設法把它提升到科學的位置。這些努力的目的，並不是對科學的關注，而是意識形態上的一種圖謀。

新達爾文學說的垂死掙扎

二十世紀初，由於遺傳學規律的發現，使達爾文的理論完全陷入危機。雖然如此，一群決心忠於達爾文的科學家，企圖找到維護達爾文的辦法。1941年，在"美國地質學會"組織的一次會議上，他們聚集到了一起。參加會議的人有：遺傳學家G•萊迪亞德•斯特賓斯、提奧多斯•多詹斯凱，動物學家厄恩斯特•梅爾、朱利安•赫克斯利，古生物學家喬治•蓋洛德•辛普森、葛籣•L•傑普森，經過長時間的討論之後，他們最後一致同意"修補"達爾文學說。

這些骨幹把精力集中在：有利變異起源的問題上，即想像中的導致生命機體進化的變異上——連達爾文自己都不能解釋的觀點上，而且只是依靠拉馬克的觀點來解釋的。對此，他們變更為"隨意的突變"（"隨機突變"）。通過把突變的概念，增加到達爾文的"自然選擇"的理論中，並當作新的理論，命名為"現代合成的進化理論"。不久，這一理論被稱為"新達爾文學說"，把提出這個理論的人稱為"新進化論者"。眾所周知，"突變"或"事故"，也就是說一個生物基因，在外在因素的影響下，發生分裂、異位元或破壞總是有害的。

然而，新進化論者仍努力通過數千次的突變實驗，來確定"有利突變"的一個實例。在以後的數十年裏，他們為了證明新達爾文學說而做的嘗試，終於進入了絕望的境地；他們的全部嘗試均以失敗告終。

此外，他們也努力證明自己假想的理論，即第一個活著的生物體，在原始地球的條件下偶然產生了。不幸的是，他們試圖證明生命是偶然產生的每一次實驗都破產了。

達爾文時期科學的原始水平

當達爾文提出他的假設時，遺傳學、微生物學和生物化學等學科還沒有形成。如果我們所說的這些知識，在達爾文理論提出以前就被發現的話，那達爾文可能容易認識到，他的理論是不科學的，並且也不會試圖提出這種毫無意義的主張了。因為，基因資訊決定物種的存在，而對自然選擇來說，通過改變基因，來產生新的物種是不可能的。

同樣，當時的科學界對細胞結構及其功能的認識還相當淺薄。如果達爾文擁有電子顯微鏡的話，他將親眼目睹細胞器驚人的複雜性，看到這樣一種錯綜複雜的系統，不可能發生微小、偶然地變化。如果他知道生物數學的話，就意識到別說完整的細胞，連單一的蛋白質分子，都不可能偶然存在。詳細研究細胞結構，是電子顯微鏡發明以後的事。在達爾文的時代，只能觀察到細菌的表面結構。

構成生命結構的單一蛋白質，都不可能是偶然產生的；作為最小生命單元的細胞，在二十世紀最先進的實驗室裏甚至都無法合成，進化論者們卻聲稱，它們在原始的不受控制的地球條件下會偶然形成。

新達爾文學說的理論也被化石記錄所擊敗。在長期的考古工作中，新達爾文學說關於"活著的生命體，從原始到高級種類的進化過程中，所產生的'過渡變種'"的化石，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沒有發現過。同時，比較解剖學顯示：假設一個物種從另一物種進化而來，實際上它們具有不同的解剖特徵，即它們不可能互為祖先或後裔。

不論如何，新達爾文學說從來就不是一個科學理論，只是一種意識形態的教條；如果不是這樣，則可以把它說成一種宗教。新達爾文主義的開創者、哲學和動物學教授朱利安•盧塞(Julian Huxley)，在1958年出版的《沒有啟示的宗教》（Religion Without Revelation）一書中，清楚地承認了這一點。他在其他作品裏，就進化論之所以是一種宗教信仰，做了如下的解釋：

"宗教基本上是傾向世界大眾、包羅萬象的一種觀點。因此甚至可以說，進化論在一定的時期內，可以替代上帝所擔負的職責，即人類的信仰和希望可以結合成一種強有力的原則。"11

這就是為什麽進化論的擁護者，仍然維護它的原因，儘管所有的證據已經表明它是錯誤的理論。他們不能同意的一點是，在實現進化的過程中，究竟哪一種不同的模式是"正確的"，即實現進化的不同模式，成了他們中唯一的異議。這些模式中最重要一個是：被稱為"跳躍的進化論"的荒謬腳本。

試驗與錯誤：跳躍的進化論

新達爾文學說的這一模式，是當今世界提及"進化論"時，首先想到的一種學說。但在新近的幾十年裏，又誕生了一個新的模式："斷續性的平衡"或"跳躍的進化論"模式。

在20世紀70年代，兩名美國古生物學家奈爾斯•埃爾德雷奇（Niles Eldrege）和史蒂芬•簡•古爾德(Stephen Jay Gould)，開始高聲擁護這個模式。他們清楚地意識到，新達爾文理論的主張，已經被地質記錄絕對地駁倒了，化石證明生物不是通過逐漸進化而來的，而是突然、完整地出現的。這些新達爾文者沉湎於多情的希望中，即總有一天，失去的過渡性化石會被發現。埃爾德雷奇和古爾德也知道這個希望是毫無依據的，但面對這種情形，為了不放棄他們的進化論教條，就提出了一個新的模式：斷續性的平衡，即進化的步驟不是由小的變化形成的，而是靠相當突然和較大的變化形成的。

史蒂芬•簡•古爾德

這個模式其實是一個幻想。例如，為埃爾德雷奇和古爾德的"跳躍的進化論"提供了指導的歐洲古生物學家O.H新德沃夫（O.H.Schindewolf），聲稱最初的鳥，是從一個爬蟲的蛋裏孵化出來的，是一個"總突變"，即由於遺傳結構發生一次巨大的"意外事故"的結果。12 根據相同的理論，一些陸地動物經過突然和全面的變異，就有可能變成巨大的鯨。這些主張就像青蛙變成王子的童話故事一樣的具有科學性；雖然它們與遺傳學、生物物理學和生物化學的全部規律相抵觸。不過，新達爾文主義者也為自己所處的危機而感到苦惱。一些持進化論觀點的古生物學家，信奉了新達爾文學說，這比新進化論本身更具新奇性。

這個模式的唯一目的，是為新達爾文學說在化石中的斷層紀錄，提供一種解釋。但是，試圖解釋鳥類在進化過程中的"化石缺口"，而聲稱"鳥突然從爬蟲蛋中誕生"，是近乎無理的臆測，因為進化論者自己就承認：從一個物種到另一物種的進化，需要在遺傳信息方面，發生大量和有利的轉變。

突變不能改進遺傳信息或增添新的資訊。突變只能導致遺傳信息的紊亂。跳躍的進化論的維護者們幻想的"大突變"，只會使遺傳信息大量減少和破壞。

此外，"斷續性平衡"的模式，其最初階段就由於不能觸及生命起源的問題而癱瘓了，這也是一開始就駁倒新達爾文學說的問題。當發現單個的蛋白質不能偶然產生後，那麽，由億萬個蛋白質組成的生命體，經歷了"斷續性的"或"逐步"進化的說法，也就毫無意義了。

今天，數以萬計的科學家、尤其是美國和歐洲的科學家，拒絕接受進化論學說，並出版了大量宣告進化論無效的書籍。上面是其中的一些代表。

雖然這樣，當今人們頭腦中的"進化論"的模式，依然由新達爾文學說所佔據。在隨後的章節裏，我們將首先分析新達爾文學說之模式中的兩個想像出來的體制，並通過地質記錄來檢驗這一模式。然後，我們將談及生命起源的問題；這在新達爾文學說及其它進化論的模式中，都不存在有效的答案，比如他們提出的"跳躍的進化"模式。

我們早些提醒讀者，或許是有益的：我們將在每個階段中都會看到，進化論的"劇情"純屬童話故事，是脫離現實的一個大謊言。它是一場把世界欺騙了140年的遊戲。多謝近期的科學發現，誰還想繼續維護進化論，就已經變得不可能了。